仿佛是一夜之间，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有限的城市空间，如蝗虫般排布了无数的共享单车。我们除了感叹资本的神奇威力，还乐得屁颠颠地为这一名不符实的新玩艺买单。紧接着，共享电车、共享汽车，甚至共享雨伞也都次第推出来，不过结局大不同，有的风生水起，有的水土不服，有的半路夭折，像昙花一现。

　　尽管肇始于互联网思维的共享二字已经有被用的泛滥之势，但并不防碍一位76岁的哈佛养老专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拿来一用：这位曾经照顾患老年痴呆症妻子10年的医学人类学教授说，未来有可能出现“共享保姆”，他呼吁亟待建立高素质的养老保姆体系。

　　广州日报记者昨天采访了凯博文教授。教授对记者说，2001年那年，他的家庭发生了一件影响深刻的大事，相濡以沫30多年的妻子、汉学家琼被诊断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身为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教授，他周围的朋友和同事都是顶尖级的神经科医生，他对妻子的医学诊断非常快，但即使拥有世界最顶尖的医学技术和资源，对于妻子，凯博文依旧无所适从。

　　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临床上以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视空间技能损害、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性痴呆表现为特征，病因迄今未明。一般在65岁以前发病者，称早老性痴呆；在65岁以后发病者称老年性痴呆。

　　1906 年，德国精神病学家和病理学家 Alois Alzheimer 公开了他自 1901 年起对一名 51 岁女性患者的研究，其中记录了她多疑、记忆出现障碍、语言功能退化、找不回自己的住所等症状。入院 4 年半后，这名患者最终死亡，经解剖发现，其大脑皮质遍布老年斑、大脑神经元内有神经原纤维变性。这种疾病由此以 Alois Alzheimer 的姓氏做了命名。

　　目前，世界上有4600 多万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中国的患者数量占到近四分之一。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这种疾病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间，波及更多的人口。数据显示，到 2050 年，全球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人口将上升至 1.3 亿。

　　于是，60岁到70岁的这十年里，凯博文就开始了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妻子的艰难历程，直到2011年妻子病逝。并且基于此，教授还开始了他的新研究项目——“全球老年人养老与照护”。项目针对全球老龄化时代的养老困境，特别是对身体虚弱和痴呆的老人，在他看来，无论有钱、没钱，老人都亟须养老照顾。

　　凯博文教授向记者讲述十年时间里看护妻子的艰辛经历：他在社工的强烈建议下，雇了一个有医学经验的照护者，朝九晚五地照顾妻子，使得他白天能继续讲课、出席会议、撰写论文。而晚上5点到早上9点，则是他照顾妻子的漫漫长夜。但自始至终，他都没想过把她送进养老院。社工告诉他，照顾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首先需要雇一个人，家里需要有一个家庭卫生照顾者。因为照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教授的生活不能因此崩溃或倒下。

　　凯博文对中、日、韩等亚洲国家的养老服务体系均有深入的研究。他说，很多老年人觉得进养老机构是耻辱的事。老人需要保姆，不仅是打扫卫生、做饭的保姆，而是受过“如何照顾老年人”训练的保姆。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保姆的紧缺，因此以后可能会出现“共享保姆”，所以现在需要建立一个高素质、经过训练的养老保姆体系。

　　笔者近年来持续关注中国养老产业的发展，对于养老保姆市场的短缺以及养老服务品质的欠缺感触颇深。但对“共享保姆”这种思路还是觉得挺有新意。我认为，这不失为一种性价比较高的可充分共享养老服务资源的商业模式。

　　共享经济，一般是指以获得一定报酬为主要目的，基于陌生人且存在物品使用权暂时转移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其本质是整合线下的闲散物品、劳动力、教育医疗资源。有的也说共享经济是人们公平享有社会资源，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付出和受益，共同获得经济红利。此种共享更多的是通过互联网作为媒介来实现的。相对于文章前面列举的共享单车等方式，我觉得与租赁并无原则上的区别，但市场空间与发展前景是巨大的，特别是面对因人口红利消失、人力资源成本骤增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服务类产品的缺口。

　　共享经济这一术语虽最早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Joel.Spaeth）于1978年首次提出，但流行开来成为一种现象级的服务模式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其运营过程中牵扯到三个主体，即商品或服务的需求方、供给方和共享经济平台。从目前流行的共享经济产品比如共享单车所产生的市场乱象来看，共享保姆创意虽好，但要真正走向落地运营并形成一种成熟的模式，还有许多因素要考虑。包括专业培训上岗，服务的标准化，服务时间的储蓄与调配，市场监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