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2016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85%。企业年金发展严重滞后，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比例只占城镇职工人数的7%。作为第一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虽“一枝独大”，但“独木难支”；第二支柱则是“一块短板”；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还是“一棵幼苗”。在一个整体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框架下，关键是要理性地界定不同层次的结构功能，统一制度、强化共济功能。

　　汪代华：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可以化解地区负担比差异，切实发挥互助共济的功能。近些年，由于一些地区出现了养老金缺口，引发社会关于养老金入不敷出的疑问。然而困扰统筹步伐最主要的原因，是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地区之间存在负担比的差异，导致缴费压力轻重不一，资金余缺各有不同。出于利益保护的考量，养老金有结余的地方参与统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由于地区之间相关政策、标准和养老医疗资源不一致等因素，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还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在利益博弈中寻求“最大公约数”。

　　胡晓义：目前全国基本养老保险一年收入、支出规模分别达到4万亿元和3.5万亿元，加上补充养老保险、全国社保基金，合计结存量今年可能超过8万亿元。对这笔巨额民生资金必须实行最严格的监督，除了健全政府监管措施外，要全面构建社会监督机制。对养老基金投资运营要适应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实行独立的专业化综合监管。

　　赵建：当前，金融科技成为整个金融业与监管层共同关注的热点。背后折射的不仅是对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后的技术觉醒和监管反思，还有中国金融体系下特有的制度内涵。要更加广阔和深远理解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之路，必须将第四次技术革命与当前中国的金融市场化、金融深化、金融全球化联系在一起，在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上下求索，方能找到其中的演化路径和内在逻辑，从而找到金融科技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应用前景。

　　王小润：从业务角度看，金融科技将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最终推动金融服务更加高效。主动拥抱金融科技是银行业的大势所趋。中小银行要实现转型突围发展，既要探索利用新技术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和服务渠道，加速拓展新兴业务，实现服务渠道协同发展和资源整合；同时，还要利用金融科技实现合作共赢，实现技术共享和平台共享，减少IT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和无序网点竞争，为再一次转型发展奠定基础。

　　黄志凌：大型银行应承担起发展普惠金融业务的社会责任。一方面，作为国有控股大型银行，应将信贷目光聚焦到普惠金融，大力开展小微企业和“三农”服务，努力服务大型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大型银行凭借全球化服务网络优势，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工具，可大幅提升风险管控效能，迅速降低经营成本，不断提升风险回报水平，并将这些传统金融服务的难点领域开辟成风险可控、盈利可期、空间广阔的新兴领域。

　　黄季焜：当前，中国农业面临农民收入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靠什么解决？同样要靠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革、农业投入。未来15年到30年，中国农业90%以上的发展是来自于特色农业、可持续发展产品，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太少了。农业供给侧改革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由市场配置资源，生产人们所需要的农产品，满足市场需求；由政府负责改善市场环境，弥补市场失灵。

　　潘璠：应该在积极开展调研、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完善乃至制定与大数据发展应用有关的法律法规。这既要通过完善立法，要求各政府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并定期发布详尽分组数据，并要求大数据企业依法向政府统计部门提供生产经营中形成的基础数据、包括第三方数据，也要通过立法和执法严格保护企业秘密和公民隐私。同时，明确保护的内容和范围，制定违反规定、泄露企业秘密和公民隐私的处罚条款。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大数据企业，违反规定都要依法严肃查处，通过严格执法震慑违法行为。